近日，公安机关查获一起“网络水军”案件，涉及多个省市的10余家MCN机构。经审讯，犯罪嫌疑人还涉嫌操纵数百个账号发布抹黑萝卜快跑言论。

作为全球最大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，萝卜快跑目前已在部分地区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，武汉是首批试点城市。此前，据萝卜快跑也在官方微博表示，遭遇“网络水军”恶意投诉和造谣。对于混淆视听、操纵舆论的黑水军行为，萝卜快跑已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。

当下治理互联网舆论的一个重要举措，就是整治散布传播涉企虚假不实信息，蓄意造谣抹黑企业，以“舆论监督”名义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等问题。造谣生事的陈某、王某可谓撞到了枪口上。

此次案件，和一般网络水军抹黑企业不同，也更值得深思的是，这实际上是一个思考舆论与科技创新的关系的好案例。

任何科技创新，应用到社会中，都会有或正或负的外部性。比如，移动电话的出现，用户和电信运营商都从这个交易中获益了。在此之外，整个社会的效率也会因此提升，这就是一种正的外部性。同时，很多人讨厌基站，觉得基站有辐射，这就是一种负的外部性。

某种程度上，舆论是社会收益与成本的反映，反映了那些经济成本之外的外部效应。一般来说，舆论对正的外部性不是很敏感。这就像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方便，大家都习以为常了。

但与此同时，舆论往往对负外部性很敏感，而且比较情绪化。人对新事物都是不信任的，公众会忽略新事物的好处，而着重关注其导致的风险、不方便、不习惯之处。至今，新建一个基站都可能引发强烈的舆情。所以，某种程度上，对于一项新技术，舆论反映出来的负的外部性是片面的、情绪化的，会夸大某项创新的社会成本。

到了社交媒体时代，这种效应进一步被放大了。社交媒体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喇叭，每个人的声音都被放大。反映科技创新负外部性的舆论，可以迅速传播到社会舆论层面。而且，这些舆论还会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相互激发，形成更大情绪性的观念，影响整个社会、政策、监管各方对某一具体的科技创新的看法。

此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会带偏舆论的因素是，技术的新旧交替带来的阵痛。每一次科技创新都会产生新的岗位，带来更大的财富，让生活更美好，但不可避免的，也会影响一些旧的产业。新旧交替之间，就会有摩擦、有阵痛。这就需要舆论发声，客观地反映这些问题，以便社会、政策、监管更好地协调多方面的诉求和利益。

网约车初创的时候，也遭到了出租车司机的抵制，媒体上经常看到出租车司机抵制网约车引发的舆情。但现在网约车、顺风车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。出租车司机当时所说的，失业引发社会安定的情况，不但没有出现，中国社会反而多了一张社会稳定的托底网。

应该看到的是，在社交媒体的加持下，这些舆论会被恶意地利用、集结，通过MCN等机构输出，不负责地夸大负外部性，放大某一方的利益诉求。比如，在本文的案例中，萝卜快跑试点中偶尔出现的堵车、车速较慢，就会被放大，然后呈现在舆论中。

这些利益主导的舆论，和本来就情绪化的舆论合流，就会更加使舆论失真，偏离本来的社会收益与成本，使得社会高估某一科技创新带来的风险，进而导致政策抑制这种创新。最终，很遗憾的，这就会使得少数个体、公司、行业的利益，替代了整个社会的利益。

由于公众认识水平的限制和上述这些原因，预制菜的防腐剂、小麦青储、转基因、快递送上门，在这些领域，舆论实际上错误地影响到了政策。以转基因为例，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支持转基因，随着反转基因舆论兴起，2007年首提严格执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；2012年改为了“分子育种”这一与转基因相近的说法｡到了2015年，随着民间舆论对转基因的妖魔化加强，作为一种回应，当年的一号文件，提出“科学普及”。但与此同时，从以前的“积极研究，谨慎推广”的口径回缩了，没有再提推广。某种程度上，中国社会对转基因作物的错误认识，甚至“妖魔化”，实际上已经阻碍了中国转基因产业的发展。

但也有相反的例子，比如这一轮AI创新中，由于生成式AI的特征，AI产生的内容有诸多不可控之处。如果舆论对此过度反应，就会夸大由此带来的风险，以及产生的社会成本。监管政策就会变得更严格，这显然不利于AI创新，以及其投入市场的应用，这就会拖延中国AI产业的发展步伐。国内AI监管政策展现了政策定力，并未对舆论产生过度反应。

当下，舆论的渠道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，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渠道，这不仅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客观地对待舆情，避免舆论场中夸大的、情绪化的舆论，传导进入监管政策。另一方面，个人、企业、组织，也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，使用社交媒体渠道。总之，用好了舆论，可以激发科技创新，更好地协调各方利益，让社会更快地接受、适应、用好科技创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