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10日，河北邯郸市13岁初中生王子耀，被他的同班同学，三名不满14岁的少年杀害。悲剧发生后，舆论表达了强烈的愤怒，呼吁重刑。

根据2020年12月的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，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，犯下重罪，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所以，此案虽不能死刑、重刑，但应该可以入刑。

不过，对于12-14岁未成年人，刑事责任，只针对最严重的后果，不涉及一般的校园霸凌。此次悲剧是校园霸凌发展到极端的后果。我们不能等到悲剧已经发生，才用重刑主义去平复民众情绪，而应该从一开始就解决校园霸凌问题。

人们将校园霸凌归因于留守儿童。这种归因并不完全正确。

校园暴力多出现在人口流出的小城，留守儿童多的校园。但实际上，校园暴力长期存在。在大城市发生得更少，只因为发展抑制了这些暴力，而留守儿童所在的环境，更多的保留了中国社会这个曾经的遗迹。所以，某种程度上，

一、校园的三重封闭

被霸凌的人，他们为什么不求助？就如同遇害者13岁的王子耀，面对霸凌，直到死亡，也没有求助于家长和老师。

一个人在单位会被同事这样欺负吗？不会。那么，为什么在学校就会发生呢？为什么大学里面这样的欺凌很少见呢？

一个成年人，如果在办公室被同事围殴，他会立刻报警，警察几分钟后就会上门，走程序行政拘留。每个成年人都明白后果，自然不会轻举妄动。这套流程填补了体力上的差距，基本上消灭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。

这套惩罚流程有三个特点。第一，对暴力高度不宽容，甚至连还手都严格抑制。第二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这套流程清晰、高效、公平，执行度、响应度很高。第三，没有系统性的因素阻碍报警，换句话说，报警的人，不会感到羞愧。

但这套逻辑在学校不存在。某种程度上，中国的校园，处于三重封闭之中。

首先，学校会主动地切断外面大社会的影响。学校发生了负面的事，学校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降低影响，不要报警，静悄悄地解决。还会告诉甚至威胁学生，不要发帖。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社会。此前，邯郸被害初中生家属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就称：“校长说了孩子的死是一个意外，班主任很负责，孩子绝对没有被欺负过。”

其次，在低年级阶段，学生更容易找老师告状，但到了小学高年级，班级形成小社会，学生有了自己的社会规则，找老师、家长告状是不光彩的。这就又形成一层封闭。很多时候，老师并不知情，或者只是模糊的知道一些。一个类似的例子是，当全班都知道早恋的那几对时，班主任却未必知情。

第三，真实社会也没有规则进入这个社会。除了达到刑事责任，学生只需面对校规、校纪。换言之，社会把校园里的事，留给教育系统去决断，让教育系统去完成它根本完成不了的目标——教育、感化、规制那些很坏，具有危害性的学生。

二、于是，这个封闭社会，形成了自己的规则

首先，这个小社会对暴力的宽容度很高。

出于青少年的特征，对于不成熟的心智，不能施加过于严苛的规则。简单的说，两个男孩打架，总不能拘留吧。

学校对老师的暴力也比较宽容。老师打人，多数都是被学校内部处理。前不久湖南湘潭市湘乡市老师打学生，而且，根据报道是经常性的，也是停职而已。为人师表，本该更严厉地处理，但实际上，处理往往更轻。学校这个封闭社会，有自己的一套。

其次，学校小社会里，关于暴力的规则比较模糊，响应度不高。

在学校里，被打者告诉老师，施暴者面对的处罚是不确定的、模糊的。可能是老师严肃处理，请家长、给处分；也可能是老师批评几句；甚至可能因为被打的人，成绩不好，父母不出现，被老师轻视，老师甚至会反问一句：为什么他们不打其他人？

社会上对于暴力，规则很清晰，构成治安事件，从调解、不限制人身自由的罚款、警告、到行政拘留，再到刑事责任，梯度很多。但对于未成年人，缺乏这个梯度。12-14岁，除了重大刑事犯罪，几乎可以不用负责，学校与老师也没有任何强制力。学校处分这类的惩罚，只对在乎的人有效。缺乏强制力的老师，有时候对坏学生，反而礼让三分。这不怪老师，这本是他们无法完成的任务。第三，有系统性因素阻碍求助。

到了小学高年级，特别初中以后，很多学生会有一种错误的社会认知，觉得有些同学具有很大的势力。在很多学生的眼中，这些同学人脉广泛、拉帮结派，认识其他年级、学校的其他学生，认识校外的混混，还认识网吧里的大哥。在真实社会中，这些角色都不算什么，但在这个封闭的小社会中，学生无法求助，他们能让学生害怕。

这是很多人的少年记忆。随着时代发展，城市中小学接送之后，学生基本上没有了校外生活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错误的权势认识。这也是大城市中霸凌更少的原因之一。但留守儿童的放学后社会接触更多，这种权势感就会更强烈。实际上，很多地方，治安不好，的确可以让学生感知到这种权势的真实性。所以，从这个角度，校园霸凌是当地治安的一个衍生现象。

对被害者而言，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一个困境：

学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后，学校、老师又并无强制力，学校最严厉的处罚，也未必有威慑性，还会被同学鄙视打小报告，又惧怕施暴者的“权势”，即便克服所有的这些困难后，告诉老师了，后果也是不确定的。于是，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社会中，被欺凌者虽然生活在众人之中，但却是孤立无援的。施暴者也知道这一点，这种孤立无援又会加重施暴者的暴行，直到事情曝光，甚至不可挽回。

校园霸凌多出现在小学高年级、初高中阶段。低年级体力弱、心理不成熟，老师主导一切。到了大学，进入成年人社会，规则明确。进入职场后，完全真实社会的规则之下，暴力基本从日常生活中消失。

三、打开封闭的校园

首先，用规则打开封闭的校园社会。刑法只底线，不可轻易动用，在此之上，要有规则、组织、机构，进入校园，去完成教育系统无法完成的任务。

根据现在的法律，12岁-14岁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下，会负刑事责任。反过来说，直到发生严重暴力，青少年并不用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，那么，这反而会激发人性中的恶。一个有梯度的，兼具保护、教育、惩戒一体的规则，才能真正抑制暴力。不能仅仅是让学生明白暴力和欺凌是错误的，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明白有规则可执行且会执行。

其次，校方、警方要进入学生的封闭社会，让学生明白，求助不是可耻的；施暴者并无“权势”，不能免于法律制裁。

第三，有了规则，规则还要能施行。学校不能封闭，对暴力的容忍程度，必须有明确的门槛，一旦超越，就不再是学校能干预的。如果公司老板可以拒绝警方，那同事间的欺凌一定会普遍发生。

第四，家长、老师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孩子。相对而言，老师的责任更大，系统性的霸凌，老师不察应该负责。这是因为老师更容易进入学生的社会——家长很难让孩子承认早恋，但老师却可以问其他同学。

总之，只有当班级社会变得更加透明，规则存在且可执行，后果确定，受害者才能敢于求助，进而反过来抑制暴力的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