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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10日,河北邯郸市13岁初中生王子耀,被他的同班同学,三名不满14岁的少年杀害。悲剧发生后,舆论表达了强烈的愤怒,呼吁重刑。

根据2020年12月的刑法修正案(十一),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,犯下重罪,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,应当负刑事责任。所以,此案虽不能死刑、重刑,但应该可以入刑。

不过,对于12-14岁未成年人,刑事责任,只针对最严重的后果,不涉及一般的校园霸凌。此次悲剧是校园霸凌发展到极端的后果。我们不能等到悲剧已经发生,才用重刑主义去平复民众情绪,而应该从一开始就解决校园霸凌问题。

人们将校园霸凌归因于留守儿童。这种归因并不完全正确。

校园暴力多出现在人口流出的小城,留守儿童多的校园。但实际上,校园暴力长期存在。在大城市发生得更少,只因为发展抑制了这些暴力,而留守儿童所在的环境,更多的保留了中国社会这个曾经的遗迹。所以,某种程度上,

一、校园的三重封闭

被霸凌的人,他们为什么不求助?就如同遇害者13岁的王子耀,面对霸凌,直到死亡,也没有求助于家长和老师。

一个人在单位会被同事这样欺负吗?不会。那么,为什么在学校就会发生呢?为什么大学里面这样的欺凌很少见呢?

一个成年人,如果在办公室被同事围殴,他会立刻报警,警察几分钟后就会上门,走程序行政拘留。每个成年人都明白后果,自然不会轻举妄动。这套流程填补了体力上的差距,基本上消灭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。

这套惩罚流程有三个特点。第一,对暴力高度不宽容,甚至连还手都严格抑制。第二,对大多数人而言,这套流程清晰、高效、公平,执行度、响应度很高。第三,没有系统性的因素阻碍报警,换句话说,报警的人,不会感到羞愧。

但这套逻辑在学校不存在。某种程度上,中国的校园,处于三重封闭之中。

首先,学校会主动地切断外面大社会的影响。学校发生了负面的事,学校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降低影响,不要报警,静悄悄地解决。还会告诉甚至威胁学生,不要发帖。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社会。此前,邯郸被害初中生家属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就称:“校长说了孩子的死是一个意外,班主任很负责,孩子绝对没有被欺负过。”

其次,在低年级阶段,学生更容易找老师告状,但到了小学高年级,班级形成小社会,学生有了自己的社会规则,找老师、家长告状是不光彩的。这就又形成一层封闭。很多时候,老师并不知情,或者只是模糊的知道一些。一个类似的例子是,当全班都知道早恋的那几对时,班主任却未必知情。

第三,真实社会也没有规则进入这个社会。除了达到刑事责任,学生只需面对校规、校纪。换言之,社会把校园里的事,留给教育系统去决断,让教育系统去完成它根本完成不了的目标——教育、感化、规制那些很坏,具有危害性的学生。

二、于是,这个封闭社会,形成了自己的规则

首先,这个小社会对暴力的宽容度很高。

出于青少年的特征,对于不成熟的心智,不能施加过于严苛的规则。简单的说,两个男孩打架,总不能拘留吧。

学校对老师的暴力也比较宽容。老师打人,多数都是被学校内部处理。前不久湖南湘潭市湘乡市老师打学生,而且,根据报道是经常性的,也是停职而已。为人师表,本该更严厉地处理,但实际上,处理往往更轻。学校这个封闭社会,有自己的一套。

其次,学校小社会里,关于暴力的规则比较模糊,响应度不高。

在学校里,被打者告诉老师,施暴者面对的处罚是不确定的、模糊的。可能是老师严肃处理,请家长、给处分;也可能是老师批评几句;甚至可能因为被打的人,成绩不好,父母不出现,被老师轻视,老师甚至会反问一句:为什么他们不打其他人?

社会上对于暴力,规则很清晰,构成治安事件,从调解、不限制人身自由的罚款、警告、到行政拘留,再到刑事责任,梯度很多。但对于未成年人,缺乏这个梯度。12-14岁,除了重大刑事犯罪,几乎可以不用负责,学校与老师也没有任何强制力。学校处分这类的惩罚,只对在乎的人有效。缺乏强制力的老师,有时候对坏学生,反而礼让三分。这不怪老师,这本是他们无法完成的任务。第三,有系统性因素阻碍求助。

到了小学高年级,特别初中以后,很多学生会有一种错误的社会认知,觉得有些同学具有很大的势力。在很多学生的眼中,这些同学人脉广泛、拉帮结派,认识其他年级、学校的其他学生,认识校外的混混,还认识网吧里的大哥。在真实社会中,这些角色都不算什么,但在这个封闭的小社会中,学生无法求助,他们能让学生害怕。

这是很多人的少年记忆。随着时代发展,城市中小学接送之后,学生基本上没有了校外生活,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错误的权势认识。这也是大城市中霸凌更少的原因之一。但留守儿童的放学后社会接触更多,这种权势感就会更强烈。实际上,很多地方,治安不好,的确可以让学生感知到这种权势的真实性。所以,从这个角度,校园霸凌是当地治安的一个衍生现象。

对被害者而言,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一个困境:

学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后,学校、老师又并无强制力,学校最严厉的处罚,也未必有威慑性,还会被同学鄙视打小报告,又惧怕施暴者的“权势”,即便克服所有的这些困难后,告诉老师了,后果也是不确定的。于是,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社会中,被欺凌者虽然生活在众人之中,但却是孤立无援的。施暴者也知道这一点,这种孤立无援又会加重施暴者的暴行,直到事情曝光,甚至不可挽回。

校园霸凌多出现在小学高年级、初高中阶段。低年级体力弱、心理不成熟,老师主导一切。到了大学,进入成年人社会,规则明确。进入职场后,完全真实社会的规则之下,暴力基本从日常生活中消失。

三、打开封闭的校园

首先,用规则打开封闭的校园社会。刑法只底线,不可轻易动用,在此之上,要有规则、组织、机构,进入校园,去完成教育系统无法完成的任务。

根据现在的法律,12岁-14岁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下,会负刑事责任。反过来说,直到发生严重暴力,青少年并不用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,那么,这反而会激发人性中的恶。一个有梯度的,兼具保护、教育、惩戒一体的规则,才能真正抑制暴力。不能仅仅是让学生明白暴力和欺凌是错误的,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明白有规则可执行且会执行。

其次,校方、警方要进入学生的封闭社会,让学生明白,求助不是可耻的;施暴者并无“权势”,不能免于法律制裁。

第三,有了规则,规则还要能施行。学校不能封闭,对暴力的容忍程度,必须有明确的门槛,一旦超越,就不再是学校能干预的。如果公司老板可以拒绝警方,那同事间的欺凌一定会普遍发生。

第四,家长、老师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孩子。相对而言,老师的责任更大,系统性的霸凌,老师不察应该负责。这是因为老师更容易进入学生的社会——家长很难让孩子承认早恋,但老师却可以问其他同学。

总之,只有当班级社会变得更加透明,规则存在且可执行,后果确定,受害者才能敢于求助,进而反过来抑制暴力的发生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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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远举

刘远举

18篇文章 1分钟前更新

央视网、光明日报、腾讯大家、南方周末、新京报、南方都市报、FT中文网、澎湃等特约作家,多家智库研究员,关注时政、财经、互联网,以深度的分析、冷静的理性、客观的态度,发掘现象背后的事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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